聂焱 | ”封资修”到底是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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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常听到这个词“封资修”,其实到底是啥意思也不甚了了,只知道是贬义词,如果用到人身上,就是坏人;如果用到文艺作品中,就是“毒草”,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是有害的。

长大之后,这个词就忘在脑后了。偶尔朋友间开玩笑,还会说一句“你变修了”,意思是忘本了,脱离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,变成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了。但其实这是以貌似指责的语气来赞美或羡慕对方,不用整日劳作,可以过上悠闲而富裕的物质生活。

如今,年过半百,蓦然回首,偶有顿悟,试图重新来领会当年所说的“封资修”,到底是啥,结果发现,已经在“封资修”的世界里浸淫许多年,早已不觉其“毒”,有时候甚至“甘之如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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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封资修”到底是啥?

从字面上来说,就是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称。

封建主义比较好理解,主要是说封建文化中的糟粕,比如,对妇女的约束与压迫:缠足,三从四德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等等;还有二十四孝宣扬的“埋儿奉母”、“卖身葬父”等等虚伪又残酷的孝道,对于孩童的身心健康,也是压抑与迫害的;此外,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封建等级观念与效忠思想,也是糟粕,因为这显然不利于建立更平等、更自由、更民主、更公正合理的人际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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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资本主义,由于“封资修”这个组合词诞生的年代,中国基本上已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,因此,当时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。

也就是说,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不存在了,但上层建筑还没有立即消亡,还以思想观念的形式继续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中、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。

记得看章诒和的《往事bb如烟》,其中一个情节印象深刻,说的是当时的民主党派人士、前中国民盟主席、新中国第一位女司法部长史良,看到章家毛巾旧了,回头送了两打来,叮嘱章夫人:“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,不能用到发硬。”
  宋庆龄与史良(右)

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,就是到现在,大部分家庭也做不到。以至于章含之印象深刻,还问父亲史阿姨是不是有点奢侈。

当然这种奢侈,与“穷奢极欲,萎靡堕落”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还有些距离,但与当时的中国国情相比,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相比,则距离更远。

现在来看,这样的奢侈是个人自由,“有钱就可以任性”吗。但若将这种生活方式宣扬为主流,无视人民大众的生活现实,就可以说是“毒害”人心灵与头脑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了。

至于推崇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,提倡“剥削有功”的资本主义制度,则是更为显性、更直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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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封资修”中最不好理解的是修正主义。

字面上来看,修正,就是修改正确的东西,或者说,将原本正确的理念改成错误的理念,放弃原本正确的道路,该走一条错误的道路。

毛泽东曾评价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,称唐僧是修正主义者,猪八戒是自由主义者,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。

毛泽东重视批判修正主义,源自于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。他曾将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并列,认为这是一左一右,都要反对。

在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一文中,毛泽东直接将修正主义视作右倾机会主义,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,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。

因为“修正主义者……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。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,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,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。”

毛泽东尤其强调要警惕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,警惕党和国家政权中出现特权阶层,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证实了毛泽东的警告不是空穴来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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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了“封资修”的确切含义,再回看这些年充斥大银幕、小荧幕、纸媒、网络中的文艺作品、杂文漫谈、时事政治评论等等,赫然惊觉,如此多的作品都打上了“封资修”印记。

尤其是大银幕与小荧幕,帝王将相,才子佳人,后宫争宠剧,精英、“爷们”、美女抗日剧,富二代建功立业剧,俊男美女无聊乱爱剧等等等。好不容易有点正能量的主题,又难免粗制滥造,好像应付差事,甚至还夹带私货。

“全盘西化”思潮流行的时候,就敞开怀拥抱西方文化、资本主义文化;如今传统文化回潮,又不加区别地连封建糟粕都一起请回来;唯独对毛泽东时代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新文化、新风貌,慎之又慎,总是要带上有色眼镜,来回顾与表现这段时期,难免落入是非颠倒、好坏不分的窠臼。
  毛泽东时代的《人民画报》,工农兵是主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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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“封资修”作品泛滥,甚至垄断市场,当下流行的禁言、审查与删稿的办法,不仅无效,还有害。

首先,掌握审查与删稿权力的人或官员,未必个个都是孙悟空般练就“火眼金睛”,一下子就能看出哪个是香花,哪个是毒草。如果有意无意将香花删除扼杀,留下大量毒草在市场泛滥,反而让“封资修”更加猖狂。

毛泽东当年也不赞成“用行政力量,强制推行一种风格,一种学派,禁止另一种风格,另一种学派”,认为这会妨碍艺术和科学的发展。

因此他提倡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,“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,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,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,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。”

所以毛泽东主张“毒草”应向全社会公开。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:只有看到“毒草”的样子,才能学会辨别。

正如毛泽东所说,“不让发表错误意见,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。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,如果没有见过风雨,没有取得免疫力,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。因此,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,批评的方法,说理的方法,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,克服错误的意见,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”

比如,电影《武训传》,很多人看了之后,很感动,觉得武训真是个好人,了不起,要饭的钱自己不享受,拿来给穷人办义学。

但一轮批判后,才知道误把“毒草”当“香花”了。宣扬与赞美武训,就是宣扬与赞美封建文化,就是鼓励与维护封建文化,就是为封建文化合理性背书,也就是剥夺农民以暴力方式进行反抗斗争的正义性。

毛泽东说:“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,是极小的事,没有什么影响。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,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,而且要拍成电影,写成著作或论文,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,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。”

误把香花当毒草的事也很多。而且“香花”也不是天生天长的,需要悉心浇灌培养,也要在风雨中锻炼成长。

毛泽东曾举例说过,“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,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。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,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,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。正确的东西,好的东西,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,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。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,达尔文的进化论,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,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。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。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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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网络科技的发展,给广大网民们提供了发言的舞台,许多人自发自觉地开始辨别与反对知识界、教育界、文化界“封资修”思想。这种自下而上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场景,是值得鼓励与期许的。

当然,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也不是放任自流,袖手旁观,争论与批评也需要有一个标准。

毛泽东曾根据中国国情与宪法原则、从最大多数人民的观点与意志出发,提供了一套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:

(一)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,而不是分裂人民;

(二)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,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;

(三)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,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;

(四)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,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;

(五)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,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;

(六)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,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。

他指出,这六条标准是政治标准,不能取代艺术标准或科学标准,是为了“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,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。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。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,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,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,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。”

如果要反对这些政治标准,就要先反问一下:“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,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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